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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促进人权事业发展

作者：郑若瀚（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9年开始啊，咱们中国已经发布并且实施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现在嘛，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正在进行中，不少计划目标可能会提前完成。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已经成为咱中国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咱中国把自己的人权理念和实践经验融入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通过实际行动来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打开新局面，引领人权的实现之路

从第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开始，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时间和内容进行了同步和衔接，人权目标成功地融入了国家发展目标。通过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设定各种具体的指标和任务，人权保障水平和实现程度得到了可观察、可度量和可评价的依据和标准。

放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指标之后，就有信赖在场。这催促相关机构尽快完成计划里的任务。为了保证目标的达成，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设计了评估机制，第三期的方案评估完全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评估表明，第三期的人权行动计划的168个任务和目标全部完成了，而且很多还是提前或者超额完成的。除了评估，人权行动计划还专门提出了一个联席会议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新闻媒体可以在监督方面发挥作用。第四期人权行动计划已经过了一半的实施期限，关于实施方面，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已经引起了相关单位的重视，并且被采纳了。

每期人权行动计划的完成就意味着新计划的开始，也意味着大家对于人权保障有更高的期望。这进一步推动了人权保障水平的不断改进和提升。比如说，第三期的人权行动计划设定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80%以上的目标，而第四期的人权行动计划将这个目标提高到了88%以上，并且有望在今年实现。更高的标准不仅体现在数字上，还体现在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比如说，第二期人权行动计划主要关注女性参与和免于歧视的工作权利，而第四期则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女性因工作而带来的家庭育儿负担。

在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由规划引领的路径，这为实现“人权保障没有*好，只有更好”的信念和主张提供了制度和机制的支持。

形成发展驱动型人权促进机制

发展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人权问题的关键方法，毕竟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需求却是多样多元的。通过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同时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特别强调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该计划注重农村整体发展，提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等目标。该计划还明确提出“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促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等要求。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人权为导向，确定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根据该计划的文本和实践，发展被定义为“绿色发展”，强调公众对生态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对生态环境决策的参与权以及对良好生态环境的享有权。发展还被定义为“平等发展”，要求“促进**人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充分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该计划在实践中也特别关注对少数民族、女性、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倾斜保护，以实现权利的实质平等。不论是“绿色发展”还是“平等发展”，*终目标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通过在实践中协调发展与人权的关系，推动形成了发展驱动型人权促进机制。

探索合作推进型人权保障模式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一直在努力让政府、社会和公民一起合作共治。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表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推动人权事业发展是制定和实施该计划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计划要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和“完善城乡社区协商制度，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提供制度化渠道”。

在这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参与”也成为关键词。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院坝协商”这样的民主实践形式不仅成为公民自治的重要方式，也是多元协商共治的实践探索。一些地方建立的网络问政平台在实践中逐渐提高了规范水平和有效性，不仅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平台，也成为实施公民监督、推动公民和政府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平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致力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形成以合作为基础、以回应问题为导向的人权保障模式。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顶层设计与实践行动的结合，行动对于计划具有决定性和构成性的价值。我们相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实践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30日 03版）